从事当代文学研究，需要重视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文字，讲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和追求，对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展现了作家的“诗外功夫”。这些言论和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丰富，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源。可惜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一批重要作家，当下已经有传记，有评传，有年谱，但是把作家的“诗外功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还鲜少出现。众多的研究者，盯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的话题，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互相重复，彼此叠加，找不到新的命题，然后又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缺乏足够的敏感认知。
以莫言为例。两部三卷本《说吧，莫言》和《莫言心声系列》，收录了他的系列演讲、访谈等，数量颇为可观；《莫言王尧对话录》对理解莫言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思想甚有帮助；此外，还有散落的作品后记、作品新版附言、打油诗，以及未曾转化为纸质文本的网络资讯和视频。这些都是解读莫言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这些如果照单全收，当属“懒人哲学”，但目前更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对作家的“诗外功夫”关注不够，用力甚少。
出现作家大量的创作谈和相关阅读史的写作、对话、演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是一个传媒手段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的过剩、嘈杂无序的喧嚣，淹没了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和文字，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便作家可以甘于寂寞，遁身世外，但出版机构和相关部门也一定要拉着作家到处去谈论文学的话题，签售新的作品，用各种各样的广告和软广告制造出吸引眼球的动静来。同时，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潮流中，媒体也需要真货、干货，需要借助名人效应增强自家在业界的竞争力，名家访谈是其中屡试不爽的制胜之道。
相当一批作家，从宗璞、王蒙、刘心武等老而弥坚、驰骋文坛超过一甲子的文坛老将，到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张炜等新时期文学的弄潮儿，他们的创作生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罕见的长久。他们的文学能量异常充沛，他们对文学创作、社会思考和自身定位的探索也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他们还赶上了中外文学交流对话颇为密集的一个阶段，海内外的文学演讲，成为他们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于是，越是到晚近，他们的创作与文论两翼齐飞。几乎每有新作，从作品后记到媒体访谈，一时间成为文坛焦点。除了自我阐释，作家们也热情地指点中外文坛，他们的作家作品分析，颇有风采。王安忆、格非、马原、毕飞宇、阎连科等都进入高校任职，登坛授课，他们的讲堂录纷纷出版。王安忆著有《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不仅让王安忆感受到单纯的阅读快乐，还让她在小说的叙事逻辑方面获益匪浅。此外，残雪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的解读，邱华栋的中外作家阅读笔记，非常可观。张炜著有《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并且把对胶东半岛道家养生文化的传统写入《独药师》等作品。方方的《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以摇曳之笔解读两地的老建筑，相应的地标景观也融入她的小说之中，比如《武昌城》。徐小斌在国家开放大学的课程平台上讲授西方美术家专题，是跨界出击，这也是她小说创作中画面、色彩与美术元素何以如此浓烈的一种证明。韩少功左创作、右翻译，翻译昆德拉作品的经历加强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思辨色彩和跨文体性特征，深化了他对语言与言语的辨析和对鲜活口语的推重。翻译佩索阿，则对他写作《山南水北》的心态和叙述产生微妙影响。年长的作家也不甘示弱，刘心武在电视节目上讲《红楼梦》，也关注北京的文化地标，作品有《钟鼓楼》《四牌楼》。李国文有《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等作品问世。王蒙更是身体力行，学英语学到可以用英文发表演讲，读老庄孔孟读到可以在电视台开专题讲座，读《红楼梦》和李商隐，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冯骥才从关心天津地域的市井文化，写出《神鞭》《三寸金莲》，到关心和抢救天津的历史建筑，再到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古村落古建筑保护，也有内在的理路……
作家们学养的增强和眼界的开阔，正是他们文学创作能够持久进行的原因，也是他们“诗外功夫”的丰厚底蕴所在。尤为重要的是，与作家的创作相比较，他们的创作谈、演讲录、思想随笔，并非前者的附庸，而是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是理解其创作的一种补充，很可能还是作家思想的一种拓展。尤其是当他们直面现实的社会生活发言的时候。
莫言提出的“哪些人是有罪的”的命题，近来在微信朋友圈上受到广泛关注和大面积的转载。这篇演讲就远远超出了小说的边界，指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空间：“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这样的警钟令人猛醒。法律上的合法性规定了人们行为的底线，但是，还有更高的行为准则考验着人们的道德标准。暴殄天物，以狂热地占有物品为目的的贪婪，也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极大犯罪。
所以说，在研究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应该研究他们的“诗外功夫”。这是不容忽视的新课题，可以拓展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领域。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学理上，他提出研究作家要顾及全人；在实例上，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跳出以诗文论高下品评文人的窠臼，从时代氛围、文人自许、社会交往、养生时尚、服装特点与日常生活等方面阐述魏晋文风，导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等诸多命题，其要点莫不来自时代与文气的交融和博弈。鲁迅的启示，引领我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