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赴云南特派记者 胡雨薇】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是我国禁毒斗争的最前沿，也是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的最前沿。《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走访云南省的几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并在昆明采访“2019国际戒毒论坛”，在“最前沿”感受戒毒工作的进展和挑战。该论坛聚焦“戒毒新技术和新方法”，由司法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是我国司法系统首次举办的戒毒领域的国际性交流活动。云南戒毒所开设的“新型毒品矫治专区”、在技术上的创新和管理上的自信给参加论坛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戒毒所特设新型毒品矫治专区
云南省作为我国毒品危害的重灾区和禁毒斗争的主战场，近年来已引进多批具有体质测试、运动数据分析和运动安全警示等功能的系统和技术。今年上半年，全省参加运动训练的戒毒人员达标人数有1万多人。在走访云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简称“省三所”)时，那里特设的“新型毒品矫治专区”引起《环球时报》记者的特别注意。省三所医生占青青告诉记者，近两年来这里收治的新型毒品吸食者越来越多。据介绍，将新型毒品矫治区隔离开来主要是因为新型毒品的脱毒方式有别于传统毒品。长期依赖新型毒品的人往往表现出精神脆弱、抑郁和狂躁的倾向，如果还处于急性脱毒期，毒瘾更容易发作，对戒治往往表现出反抗情绪。
正在省三所医院里做“经颅磁”治疗的吸毒人员小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朋友的唆使下尝试混吸麻古(麻古是泰语音译，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和冰毒。这次来强戒所已是“二进宫”。在和记者短短几分钟的对话里，小李的反应总会慢半拍，眼神略显空洞和呆滞，即便是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停顿好几秒钟后才回答。
“以前听说新型毒品不太会上瘾，就忍不住尝了下，结果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控制。从一个月一两次，慢慢发展成每天都要吸，毒瘾上来时感觉头是炸裂的。然后就去撞墙，接着会发脾气，砸东西，有时候还会出现幻听，经常没缘由地开始自言自语。”小李这样描述自己的痛苦经历。短短半年时间，在工厂做技工的小李因“不在状态”从生产线上退到后勤部门，再后来就被彻底辞退。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嘴巴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金钱和精力，吐出来的，是极度满足后的虚妄。”
采访中，占青青表示，被称作“强奸药”“唠嗑药”“抢劫药”的麻古成瘾性很强，可以直接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有迷幻作用，吸食后还会产生性欲亢奋等生理上的反应。长期服用会导致情绪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损害心脏、肾和肝，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据了解，省三所里吸食新型合成毒品的多以年轻人为主，在被强制隔离之前他们往往混迹于城市里酒吧、夜店一类的场所，以时髦自居，吸食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有希望减肥的，也有希望提高性能力的。
给小李做治疗的经颅磁治疗仪是省三所新引进的一套先进设备。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安全的神经刺激技术，通过改变特定脑区功能水平而对成瘾患者实施精准的干预治疗。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这种治疗仪目前也已广泛应用于包括失眠、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的临床治疗。
“大麻娱乐性合法”是危险信号
除新型毒品对年轻人的毒害加剧外，近年来大麻在青少年人群中的使用也有增加趋势。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娱乐性大麻”使用合法化，正日益引起国际性的担忧。省三所一名警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流行将传统的大麻物质制作成种类多样的大麻饼干、巧克力等常规食品，对青少年有很强的诱导作用。根据国家禁毒办日前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来看，虽然我国吸毒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但新型合成类毒品呈快速发展态势，且大麻滥用呈现上升趋势。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因毒品造成直接死亡的人数增加了60%。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副主席、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长郝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这个增加主要发生在北美，跟近年来北美一些国家和部分地区相继开放大麻娱乐性合法化不无关联。郝伟在论坛上公开表示：“2018年，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开了一个坏头!”目前，非医疗大麻使用合法化的国家包括加拿大、乌拉圭、美国部分地区和荷兰。在郝伟看来，大麻娱乐性合法化违反了1961年的《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他在论坛上强调，受管制物质仅限于医疗和科研用途，这是一项基本原则，是国际药物管制法律框架的核心，没有例外。郝伟呼吁国际社会需要对大麻医疗性合法化和娱乐性合法化冷静区别分析，“避免盲目被一些倡导‘大麻合法化’的观点牵着鼻子走”。
此外，暗网销售也成为国际社会上的一条贩毒渠道。暗网销售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越来越猖獗。来自欧洲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欧洲在暗网进行毒品交易者约从4.7%上升到10%，人们使用虚拟货币交易，使得暗网成为非法获取毒品的一条新型主流渠道，也为全球打击毒品犯罪带来重大难题。
针对性治疗用上VR技术
论坛上被提及的另一个争议点是国际社会关于“是否该关闭强制隔离制度”的讨论。对此，郝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吸毒人员能通过强戒治疗而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逐渐转为自愿戒毒，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隔离治疗的理念本身没错，而怎么管理才是症结所在。国际社会有些人总喜欢拿人权说事来打压强制措施，这是一种思潮，而实际上这种思潮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强调说：“中国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制度的自信，管理的自信。”
“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况。呼吁关闭的论调是基于他们对南美国家的一些调查，比如违反人权、HIV扩散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是关闭它的理由。正如监狱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去关闭监狱?关了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些人该到哪儿去?”郝伟在大会上的这番发问也引发各国参会代表的思考。
来自泰国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前主席威罗·苏眉对此非常认同，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走访云南省的强戒所和运动康复中心后，他对中国戒毒所里的先进技术和完善管理印象深刻。苏眉解释说：“我不认为哪一套理论可以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泰国，我们也有强制隔离的场所，这不是剥夺自由，而恰恰是提供给戒毒人员更多选择的机会，就如同中国的戒毒所一样，给他们提供治疗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中。从我此次观察看，中国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中没有出现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
